吕蒙正为人质厚宽简不为物累为政以正道自持古代清正、耿介的大臣

吕蒙正为人质厚宽简，不为物累，为政以正道自持。古代清正、耿介的大臣，大多都有这样的胸襟，这样的操守，这样的修养。同样是在宋代，有位侍读名字叫孙甫。经常接触皇上以及朝中的皇亲国戚、高官显贵，于是就有许多人千方百计地亲近他，以期寻个向上攀附的阶梯。一次，有人给孙甫送来一块价值数千钱的名砚。他问：“这砚怎么这样贵呢？”那人带着几分炫耀、讨好的口气说：“砚，以石湿润不干为贵重，为上品，这块石砚只要朝它呵一口气，就会流出水来。”孙甫正气凛然地说：“京城一担水才值三钱，要这样的石砚有何用处？”

大凡送礼行贿、拍马阿谀之流，“骨子”里都有他们见不得阳光的“图谋”。试想，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们可以把祖传之宝都拿出来作为行贿的“敲门砖”，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？他们之所以拿出这么贵重的礼作为投资，那么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，他们想要窃取的利益将会更大。高投资就意味着高回报。他们总是有备而来，是想要得到更多、更大的好处。他们想象着：左手送出古镜或名砚，右手就能攫取更大的利益。无利可图的事，他们是不会做的。吕蒙正在贫寒乞讨时，怎么没有人把古镜、名砚送给他呢？之所以有人给吕蒙正送珍宝，给孙甫送奇砚，注重的无非是他们头上的“乌纱帽”，是手里掌握的权力。其实，无论多么名贵的物品，与高贵的人格、崇高的道德修养、纯洁的节操相比，都一文不值。

舅犯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

舅犯，名狐偃，字子犯。晋文公重耳的舅舅，所以后来便以“舅”为姓，叫作“舅犯”。

舅犯说：“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珍宝，只是以仁爱和亲情互相珍惜。”

仁爱之心引领我们前行

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载：鲁僖公四年十二月，晋献公因听信骊姬的谗言，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。重耳避难逃亡在外。在狄国时，晋献公逝世。秦穆公便派人劝说重耳回晋国掌握政权，并说：“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，失去国家就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得到国家的权力也就是靠这样的时机。虽然你现在正在服丧尽孝时期，但是，也不能哀伤太久啊，机遇是不可以失去的，孩子你慎重考虑吧！”重耳将这件事告诉子犯，请教策略。子犯认为不能这样做。子犯说：“你现在赶紧向秦穆公辞谢吧。就说，身处服丧之中的人是不能怀有贪欲的，只是一心怀着仁厚的亲情，思念、缅怀先君的慈爱和德行，怎么能够乘父丧之期，图谋自己的私利呢？即使掌握了权利拥有天下，但是天下的人民谁能心悦诚服地拥戴呢？你赶紧辞谢他吧！”公子重耳就对来人说：“贵国君王仁德慈惠，安慰我这个流亡的人的丧父之痛，实在令人感动。但是，重耳我身服孝丧，不能回国致达哀泣之诚意，而为国家和先君分忧。父亲新丧又怎么能乘机谋私利呢！哪里敢怀有他志，以折辱君父的大义呢？”于是，对使者只是鞠躬但不跪拜。重耳哭泣着站起，站起但是又不敢随意自主。于是使臣将这些话和这些情况汇报给秦穆公。秦穆公说：“公子重耳真是一位仁厚的人啊！”

亲情滋润着我们的灵魂成长

张敷，字景胤，吴兴太守张邵的儿子，吴郡人。他好读玄书，少有盛名。累官黄门侍郎。

张敷刚出生，他的母亲就因难产去世了。张敷四五岁时就问他的母亲在哪里，家里人告诉他死与生的不同，他虽然还是孩子，不完全理解生与死的意义，但是却表现出思念与追慕的神色。到十岁他就向家人索要母亲的遗物。然而，母亲当年的东西早已经送人，或者散失了，只找到一把扇子，张敷就把这把扇子当成珍贵的宝物，收存在箱子里。每当想念母亲时就把箱子打开，对着扇子流泪不止。张敷见到继母，就想起自己的亲生母亲，常常悲戚哽咽。

张敷迁黄门侍郎，司徒左长史。他的父亲在吴兴亡故，来人只是说他的父亲重病，张敷立即赶回老家看望，从启程直至回到吴兴服孝，共十多天，未及吃一口汤饭。及至葬礼结束，仍然不吃饭菜，于是致成疾病，不长时间就也死去，年仅四十一岁。世祖即位，颁下诏书说：“司徒已故左长史张敷，贞心简立，幼树风规。居哀毁灭，孝道淳至，宜在追甄，于以报美。可追赠侍中。”改其所居为孝张里。

《秦誓》曰：“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；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媢疾以恶之；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通；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！”

［《秦誓》］即《尚书·周书·秦誓》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