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言劝谏 秉性之举
直言劝谏 秉性之举
（是曰：）陈仲举体气高烈，有王臣之节；李元礼忠平正直，有社稷之能。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，无礼长于接下。犯上为难，接下为易，宜先仲举而后元礼。
（非曰：）姚信云：“夫皋陶戒舜，犯上之征也；舜理百揆，接下之效也。故陈平谓王陵言：‘面折庭诤，我不如公；至安刘氏，公不如我。’若犯上为优，是王陵当高于良、平，朱云当胜于吴、邓乎？”
（正论：）东汉的陈蕃性格刚烈，具有帝王之臣的操行；李元礼忠诚正直，具有治理天下的能力。蔡邕认为陈蕃敢于犯上劝谏，李元礼厚待下属，不摆架子。犯上最难，善于待下较易，所以陈蕃应在先，李元礼应在后。
（反论：）晋人姚信说：“皋陶劝诫虞舜，是冒犯国君的行为；虞舜善于管理百官，这是平易近人的原因。所以汉丞相陈平对王陵说：‘在君王面前敢直言劝谏，以理力争，我不如你；要说到巩固刘氏政权，你不如我。’如果认为犯上最高，那王陵要高于张良、陈平，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比吴汉和邓禹强了，这样说合适吗？”
敢于直言劝谏君主的臣子多是性情刚烈、秉性耿直之人，如果非要与其他性格的臣子比较谁更贤能，就有点勉强了。不顾生命危险犯上进谏的臣子必定忠心耿耿，但能够善于抓住君主好恶在有利时机进忠言的臣子，也不能就说其才能比不上犯上之臣。所以，忠臣各有表示忠心的方式，不必评头论足，非要分出个你高我低来。
游侠之士 长短并存
（是曰：）《史记》曰：“韩子称：‘儒者以文乱法，而侠士以武犯禁。’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读书怀独行，议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阸困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。
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。虞舜窘于井廪，伊尹负于鼎俎，傅说匿于傅岩，吕尚困于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奚饭牛，仲尼厄匡，菜色陈、蔡，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，犹遭此灾，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胜道哉！而布衣之徒，设取予然诺，千里诵义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，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？诚使乡曲之侠，与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代，不同日而论矣。曷足小哉！”
（非曰：）《汉书》曰：“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自卿大夫以至庶人，各有等差。是以人服事其上，而下无觊觎。孔子曰：‘天子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’百官有司，奉法承令，以修所职，越职有诛，侵官有罚。然故上下相顺，而庶事理焉。周室既微，礼乐征伐，出自诸侯。桓、文之后，大夫世权，陪臣执命。陵夷至于战国，合纵连横，力政争强。由是列国公子，魏有信陵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皆藉王公之势，竞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，以周穷交魏、齐之厄；信陵无忌窃符矫命，杀将专师，以赴平原之急，皆以取重诸侯，彰名天下。
“扼腕而游谈者，以四豪为称首。于是背公党之议成，守职奉上之义废矣。及至汉兴，禁纲疏阔，未之匡改也。魏其、武安之属，竞逐于京师；郭解、剧孟之徒，驰骛于闾阎，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。众庶荣其名迹，觊而慕之，虽陷刑辟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季、路、仇、牧，死而不悔也。曾子曰：‘上失其道，民散失矣，’非明王在上，示之好恶，齐之以礼法，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？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罪人也；而六国，五伯之罪人也；夫四豪者，六国之罪人也。况于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细微，窃杀生之权，其罪也，不容于诛矣！”
（正论：）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说：“韩非子认为舞文弄墨的学子败乱了法度，以武力挟持的游侠触犯了禁令。这两种人都受到了他的批评，但有学问的人却常称赞他们。那些以权术谋取相卿之职的人，辅佐各自时代的君王，他们的事迹都被收入了史书，自不必说了。至于像孔子的弟子季次和原宪，本是穷人出身，勤奋读书，胸怀超凡脱俗，不与世沉浮，有人讥笑他们也不以为然。当代游侠的行为虽然有悖于传统法治，但他们讲义气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有时甚至不惜生命相助他人，是扶危济贫的正人君子。所以说这些行侠仗义的人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
“再说人生在世，难免有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比如从前舜的父亲要害他，把他困在了井里；伊尹是个背鼎做饭的厨师，在向成汤讲做饭技巧时才受到重用的；傅说曾是个打土墙的奴隶；姜太公曾被困在荆棘壁林中，以钓鱼打发时光；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；百里奚曾给人喂过牛；孔子曾受困于陈、蔡两国。这些人都是被人所称道的有道德和修养的读书人，也遭到了这样的苦难，更何况是生活在乱世的平常人呢？他们所遇的灾难真是一言难尽呀！身处乱世的游侠，给自己定下济世救人、一诺千金的准则，于是英名便传颂四海。可见，当善良的人走投无路时，就希望得到游侠的帮助，这难道和人们所称颂的豪杰不一样吗？即便是乡间的侠士，同季次、原宪这样的圣德之人相比，对时代所起的作用，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，怎能轻视游侠呢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