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“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近

贞观十六年，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：“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，近来，你们记录我所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？”褚遂良说：“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，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。善的既然必须记，过失也一定不能加以隐瞒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现在正在认真做三件事，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。一是对照前代成功、失败的事实，作为鉴戒；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，共同办好政事；三是斥退小人，不听信谗言。这三点我会坚持下去，始终不会改变。”

“杜谗邪”是任贤纳谏的另一种说法，是历代帝王遇到的普遍问题。唐太宗通过总结历史教训，认为“谗谮之事为逆乱之源”“谗佞之徒，皆国之蟊贼”，因而“每防微杜渐，用绝谗构之端，犹恐心力所不至，或不能觉悟”，并要求满朝大臣牢记“直臣立朝廷，奸邪为之寝谋”。大臣魏徵等人也一再提醒唐太宗说：“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，若曲受谗谮，妄害忠良，必宗庙丘墟，市朝霜露矣。愿陛下深慎之。”这都是贞观君臣力求做到“杜谗邪”的明证。
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房玄龄曰：“为人大须学问。朕往为群凶未定，东西征讨，躬亲戎事，不暇读书。比来四海安静，身处殿堂，不能自执书卷，使人读而听之。君臣父子，政教之道，共在书内。古人云：‘不学，墙面，莅事惟烦。’不徒言也。却思少小时行事，大觉非也。”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房玄龄说：“做人是非常需要学问的。当年，我因为隋末的各路顽敌没有平定，东征西讨，亲自带兵打仗，没有时间读书。近来，四海安宁，身为君主，不能自己手拿书卷阅读，就叫人读来听。君臣父子的伦常、政治教化的种种道理，都在书里面。古人说：‘不学习，就像面对着墙壁，头脑一片空白，遇到事情就麻烦了。’这确实不是句空话。我现在想起小时候做的事情，觉得很多事我做得都不对。”

贞观中，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，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，特诏泰移居武德殿。魏徵上疏谏曰：“魏王既是陛下爱子，须使知定分，常保安全，每事抑其骄奢，不处嫌疑之地也。今移居此殿，使在东宫之西，海陵昔居，时人以为不可。虽时移事异，犹恐人之多言。又王之本心，亦不宁息。既能以宠为惧，伏愿成人之美。”太宗曰：“我几不思量，甚大错误。”遂遣泰归于本第。

贞观年间，太子李承乾常常不讲法度，而魏王李泰因为出众的才华深得唐太宗的喜爱，唐太宗下诏让李泰搬到武德殿居住。魏徵上疏劝阻，说：“魏王既然是陛下的爱子，应当让他知道自己的名分和地位，这样才能始终保证其自身的安全，遇事应该控制他骄傲奢侈的习气，不住在招惹是非的地方。现在他搬到武德殿来居住，就在太子东宫的西边，过去海陵住在那里，当时的人都认为不合适。现在虽然形势变了，恐怕还是会引来风言风语。魏王的内心也不会平静。李泰既然因为受到宠爱而感到害怕，何不退居原处，成人之美呢？”唐太宗说：“我没仔细考虑就这么做了，差点酿成大错。”于是就让李泰还是回到原来的住所居住。

贞观十七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人情之至痛者，莫过乎丧亲也。故孔子云：‘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也。’又曰：‘何必高宗？古之人皆然。’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汉文以日易月之制，甚乖于礼典。朕昨见徐幹《中论·复三年丧》篇，义理甚深，恨不早见此书。所行大疏略，但知自咎自责，追悔何及！”因悲泣久之。

贞观十七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人情之中最让人哀痛的，莫过于失去亲人。所以孔子说：‘父母死后，服丧三年，是天下的通理，从天子到平民莫不如此。’他又说：‘何必只说商代的国君武丁是这么做的呢？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。’可是，近代的帝王实行汉文帝以日代月的短期服丧礼仪，这与古代礼仪的典范大相违背。我昨天看到徐幹写的《中论·复三年丧》这篇文章，觉得他论述的道理非常深刻，只可惜没早些看到。我对丧礼太疏忽大意了，可现在只能责备自己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”说完，唐太宗便因悲伤过度而哭泣良久。

贞观十八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夫人臣之对帝王，多承意顺旨，甘言取容。朕今欲闻己过，卿等皆可直言。”散骑常侍刘洎对曰：“陛下每与公卿论事，及有上书者，以其不称旨，或面加诘难，无不惭退，恐非诱进直言之道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亦悔有此问难，当即改之。”

贞观十八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臣子对帝王，常常只顺从他的旨意，用好听的话博得他的欢心。但现在我要听听自己的过失，你们尽管坦率地指出来吧。”散骑常侍刘洎回答说：“陛下每次和大臣们共商国是，或看奏疏，如果发现他们的意见不合己意，就面露责备的神情，结果提意见的大臣无不面带愧色退朝。臣认为，这样恐怕不是鼓励大臣们提意见的态度。”唐太宗说：“对此，我也很后悔，从现在起，我要改掉这个毛病。”

唐太宗在历史上以任贤纳谏闻名，他在贞观年间一再声称“朕今欲闻己过，卿等皆可直言”。他反省自己说：“却思少小时行事，大觉非也。”他还对自己过去“不暇读书”等进行反思，这都是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。

贞观十一年，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为臣历睹前代，自夏、殷、周及汉氏之有天下，传祚相继，多者八百余年，少者犹四五百年，皆为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心。岂无僻王？赖前哲以免尔！自魏、晋以还，降及周、隋，多者不过五六十年，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。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。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，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。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，固当崇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广施德化，使恩有余地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。岂欲但令政教无失，以持当年而已！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，宽猛随时，而大要以节俭于身、恩加于人二者是务。故其下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。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。

贞观十一年，侍御史马周上疏，陈述时政得失，他说为我阅读史书，发现从夏、商、周到汉朝，朝代不断交接更替，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，短的也有四五百年，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，赢得了民心。其中也有昏君，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。可是，从魏晋以来，到周、隋之时，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，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灭亡了。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，只做到自保，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。所以，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，又正遇上有人趁机造反，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。现在，陛下虽然创下奇功，平定了天下，但是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。因此，应当推崇大禹、商汤、文王、武王之道，广布道德教化，为将来留有余地，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。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，保住今日的江山，就可万事大吉了呢？而且，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，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，但节俭、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。只有这样，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，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，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，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。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、没有动乱的原因。